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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說要南向,卻不重視人家的語言──外交特考應納入東南亞語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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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載,立委余宛如對於今年外交特考依舊沒有納入東南亞國家語言類組,表達了「我們說要南向,卻不重視人家語言」的看法。據特考簡章,外交部將以下列外語,招收名額不等的領事人員:英文組26名、法文組2名、德文組1名、日文組2名、西班牙文組4名、阿拉伯文組1名、韓文組1名、俄文組1名、義大利文組1名、葡萄牙文組2名。

外交部不開考東南亞語組的理由,大致有以下三點。

第一,國內東南亞語言學系的師資及畢業生有限,且我國外交屬於中小型規模,如果新進人員只能派駐單一國家,「恐有失公平」。第二,外交部已派送新進外領人員到東南亞國家接受語文訓練、在外交學院開辦「東南亞語文班」,與補助東南亞館處人員研習駐地語文。

很明顯地,無論有沒有新南向政策,以第二點來看,外交部已經認定我國外交官員有東南亞語言專業的現實需求。但為何仍不在外交特考內開辦東南亞語組呢?以第一點來看,又是一個矛盾。我的解讀是:外交部一則企盼台灣能出現東南亞語言專業的畢業生來開考,一則擔心他們專業到只會講特定東南亞國家的語言。

如果以上解讀正確,那麼我的疑問是,內政部移民行政三等特考的越、泰、印尼語組考生,是打哪來的?為什麼今年外交領事特考所招聘的日文組、韓文組人員,日後便不會有只能駐守在單一國家的「有失公平」問題?

最為匪夷所思的是第三點理由:「因為東南亞地區國家語言使用的替代性高,用英文與中文溝通即可,替代性低的語言才會獨立開設組別。」如果我的理解沒錯,這是不是說,辦理東南亞外交,用中、英文就搞定了,而法、德、日、西、阿、韓、俄、義、葡等國家之外交人員因為不諳中、英文,我們的外交官只得好好地去考檢相關外語?

上述三點理由,究竟會向東南亞國家傳遞出怎樣的訊息?恐怕於新南向政策有害無利。

能否掌握特定語言,與外交利害得失有關

是否掌握特定外語,常攸關一國外交的成敗。

按照泰國19世紀暹皇拉瑪四世蒙固(Mongkut,清史記為蒙格克托)的說法,暹羅皇室之所以對中暹朝貢關係的不對等置若罔聞,甚至相信進貢中國即等於雙邊友好,除因醉心於高報酬的「回賜物」,以及透過進貢活動所能取得的巨額貿易利益,根本上就是受了中國翻譯(lam)的蒙蔽。

日籍學者小泉順子指出:當時泰國的某些華商,「在將泰語原文譯成漢語國書時隨意歪曲內容,寫成泰國國王作為屬國,對中國皇帝表示敬意,並表示要成為三年一貢的進貢國。」依蒙固之言可知,倘若暹羅官方深諳對手國之語文,實不致因假託他人譯介而損害國家利益。

在外交特考外語類組的現有規劃之中,乃至於在辦理東南亞外交時「中、英語嘛ㄟ通」的認知背後,究竟是一套甚麼樣的世界觀?是認為從英美看天下足矣?抑或是晚清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」陰魂不散的洋務思考?

依賴中文與東南亞國家溝通的外交思維,更是大有問題。東南亞國家的外交人員能夠使用中文者,其中文能力多半是在中國留學或駐節期間而養成,在這些「中國通」們的眼中,台灣的位階與格局會有多高?有多大?答案其實是不言自明的。

「說好」的新南向政策:台灣本位的東南亞外交2.0版

1949年國民黨政府到台灣以後,其東南亞外交仍帶有一定程度的「大國身段」。

例如在對越外交上,便有因為動輒商請美國出面影響越南,或者無視於越南脫離法國殖民,駐越人員仍與法人交通等姿態,而遭越方懷恨。南越總統吳廷琰曾在1959年私下表示,越方多數閣員對於同中華民國之外交皆不熱衷,吳氏舉例說:

我不明白,直到今日為止,何以中國大使館館址,仍還是法屬時代的遺跡,使吾人有不甘登堂入室之想。……中國政府在西貢建有銀行,中國僑民不乏高樓大廈,何以中國大使館不早為之圖,作『易地為良』的打算?

1960年之後,台越關係之所以能夠轉佳,作為涉越官員嶄新工作指南的「國人赴越南談話時注意事項」,可謂居功厥偉。其內容概有5點:

1.中越歷史關係:越南人今日所崇拜之民族英雄,多係以抵抗「中國侵略」建功之人物。……我與越南官員談話時,切忌指出過去越南曾為我州郡或藩屬,而應強調中越為兄弟之邦,兩大民族同文同種,且同受儒家思想之薰陶,以示親切。

2.西沙與南沙之主權問題不宜提及。

3.中越技術合作:切忌使用以進步國家援助落後國家之語氣,以免傷損越方之自尊心。在文字運用上,宜將「援助」二字,改為「合作」字樣。

4.旅越華僑問題:宜避免提及旅越華僑人數及其經濟力量。

5.宜避談佛教徒示威遊行事件。[1]

如果說這等身段柔軟、善體對方所需,兼具文史底蘊的「國人赴越南談話時注意事項」,可以被認為是台灣政府對東南亞外交的首度轉型,新政府的新南向政策,又何嘗不能做為台灣本位東南亞外交的2.0版?

在政府高舉新南向政策的大旗之下,東南亞國語言(尤其是越、泰、印尼語)應該盡快納入外交領事考試的外語類組,姑且不說新台灣之子們摩拳擦掌已久,期待為國獻力,如此的配套,當使新南向政策之格局更大更穩。在外交官深悉特定外語及文化的情況下,不僅較易取得對方政府之信賴,也能為本國開發更大之利益。

     

[1] 黃宗鼎,〈越戰期間中華民國對越之軍援關係〉,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》,第79期,台北: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,2013年3月,頁137-172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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劄記,筆記也,今之天下,印太地區也。美中競逐鐘鼎,台灣心居危思安,唯恐認知作戰貽害,史學長工乃持筆從戎,現擔任國防院副研究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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